我们为什么要保护珍稀濒危植物？ -凯发体育百家乐

中国是全世界1/10植物物种生存的家园，也是许多穿越亿万年时光隧道的孑遗植物最后的避难所。我们无法忽视，有一些物种已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近几十年，中国正不遗余力地抢救性保护这些珍稀濒危植物。这些保护行动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

一个物种可能蕴含无穷价值

人类的认知有限，但野生植物蕴藏的价值潜力无限，有些物种的巨大价值可能在未来才会被发现。

你可能知道，世界茶叶的故乡是中国，中国是世界茶树的起源地，早在七八千万年前的远古就有了茶树，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的产茶大国。但你知道吗？自1915年印度茶叶出口量超过中国之后，中国就退出世界茶叶出口量第一大国的位置，2004年之后，肯尼亚成为世界最大的茶叶出口国并保持至今。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种植国，也是茶园面积增速最快的国家。武夷山是红茶和乌龙茶的发源地，茶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摄影/黄海

自大航海时代（15世纪—17世纪）起，寻找新的植物物种成为西方人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1845年，一个名叫罗伯特·福钧的英国人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到中国寻找茶树。那时，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茶叶贸易如火如荼，每年买卖茶叶的收入已占到英国整个财政收入的1/10。

罗伯特潜入福建、湖北、浙江等省的山地、乡村、茶山、集市4年后，于1849年运出了1.3万株茶树植株和1万粒茶种。在此之前，东印度公司花了10多年时间试图运送中国茶种都以失败告终。罗伯特运出的这批植株和茶种到了印度，植株只有1000株活着，1万颗种子无一粒发芽。

不过，英国人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们改进运输方法，用上了恒温箱，1851年，罗伯特再次运出1万多株植株到印度，其中大部分植株存活了下来。中国的茶从此大面积地在海外引种，与此同时，罗伯特还从中国雇了6个高级制茶师傅到印度，此后，制茶也成了英国人和印度人最重要的商业行为。“茶叶大盗”罗伯特不仅改变了中英贸易格局，也改变了世界茶叶贸易格局。至1915年，印度茶叶出口量增至13.6万吨，超过中国的11.34万吨。其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的影响，中国茶产业一落千丈，到1950年，产量只及印度的14.38%，只占世界总产量的7.7%。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度重视茶叶的恢复和发展，茶产业迅速发展，中国第一产茶大国的地位得以回归和巩固。

与茶叶一样令国人深感痛惜的，还有猕猴桃。虎年春节，一箱12只的新西兰奇异果售价299元，一度卖到缺货。这洋气的奇异果就是中国人熟知的猕猴桃，它比中国生产的猕猴桃贵了好几倍，但人们仍然愿意为之买单。

奇异果的祖先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血统。20世纪初开始，新西兰将这一中国的野生植物引入，通过不断改良，培育为果树，最终诞生了抗虫害能力强、口感甜美的奇异果，转身回到中国市场来赚中国人民的钱。

据统计，中国猕猴桃种植面积及产量均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新西兰却凭借着中国市场旺盛的消费能力，打造了全球猕猴桃企业中的领军企业之一，收益颇丰。

讲茶叶和奇异果的故事，只是想让大家了解物种的战略价值。小麦育种专家李振声院士说过：“一个物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一个基因可以影响一个民族的兴衰。一个物种可能蕴含着能在未来被我们所应用的巨大价值，一旦灭绝，人类甚至在自己尚未意识到的情况下就永远丧失了发现这种价值的机会。”

蒜头果分布于广西和云南，其种子含油脂，可作为木本油料植物。目前属于易危物种，已成功开展野外回归。图为蒜头果果实。摄影/陈敏愉 （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供图）

资源冷杉因 1977 年被发现于广西资源而得名，目前野生个体仅见于江西、湖南、广西少数区域。摄影/徐永福

多山，让中国成为植物“避难所”

中国是全球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2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运动使得大量曾称霸一方的物种开始大量消亡。在此次浩劫中，众多的古老物种成为植物界的“孤儿”，其亲缘植物在第四纪冰川来临后相继灭绝。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众多高大的山脉形成了一层层天然屏障，在冰川运动时削弱了全球气温骤降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形成多个地球生命的“避难所”，从而令许多古老的植物种类幸运地逃过此劫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见证地球生物演化历史的“活化石”。比较有名的如银杏、水松、水杉、台湾杉、鹅掌楸、红豆杉、杜仲、珙桐，等等。据统计，中国野生植物资源中，近一半为中国特有物种，包含种子植物14939种，占种子植物资源总量的52.1%；石松类及蕨类植物中，约40%为中国特有种。这些仅存在于中国的野生种群极度濒危的物种，是属于全人类的自然瑰宝，一旦灭绝将永难再生。

上千年树龄的东北红豆杉。供图/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罗汉松。摄影/徐永福

不让珍稀濒危植物在眼皮底下消失

物种灭绝不是危言耸听。地球上平均每小时就有一个物种灭绝。在我国，很多种珍稀濒危植物也随时可能告别这个世界。许多植物，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就已经彻底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珍稀濒危植物是野生植物中最脆弱的群体。而且，一种植物的灭绝不仅意味着其基因、文化和科学价值的丧失，也会引发10种至30种其他生物的灭绝，打破生态系统的稳定。

植物专家估计，中国的珍稀濒危植物大概有4000种至4500种，约占高等植物总数的15%。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评估结果显示，有40个物种已经灭绝、野外灭绝或者地区灭绝，受威胁高等植物达3879种，囊括了被子植物3363种、裸子植物148种、蕨类植物182种、苔藓植物186种，占本土植物资源总量的10.84%。

在所有受威胁被子植物中，以兰科植物653种位居榜首，裸子植物受威胁程度最高，达到50.7%（139/274），中国分布的23种苏铁科植物有22种为受威胁物种，红豆杉科（22/27）和罗汉松科（13/19）濒危比例分别达到81.5%和68.4%。

攀枝花苏铁是中国特有的古老孑遗物种，为保护攀枝花苏铁，中国早在 1983 年就建立了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摄影/杨永

植物的致濒原因，无外乎人为影响、环境变化和自身的竞争劣势。专家们认为，乱采滥伐，修路，修水库、水电站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珍稀濒危植物的“头号杀手”。

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人们对植物的认知有限，很多植物可能就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退出历史舞台。蕨类植物难以识别是植物学界的共识。一位蕨类专家曾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中国绝大部分蕨类植物生存在自然保护区内，遗憾的是，99%的保护区工作人员不认识这些物种，很多野外考察人员经常与濒危蕨类植物擦肩而过，保护区人员也因不认识这些长相差不多的草本植物而难以对它们实施有效的保护措施。

物种灭绝是无法逆转的，一个物种跨越几十万年乃至数百万年与我们相见，但其告别却悄无声息。痛失它们的，除了我们，还有我们的子孙后代，以及全人类。

滇桐是椴树科滇桐属落叶乔木，数量极少。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泸水段发现的这株滇桐，胸径接近 2.5 米。摄影/郭世伟

抢救性保护在持续进行

近几十年以来，中国在植物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对于如此丰富的植物多样性来说，仍然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长期以来，只有1999年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的184种植物才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实际操作中，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的挑战不断显现：在日常管理中，管理对象“野生植物”越来越难以界定，造成执法困难；一些亟待保护的物种迟迟无法进入保护名录；部分濒危物种分布分散，无法以设立自然保护地的方式加以保护；无序开发利用野生植物资源的现象依然存在，部分野生植物资源被过度使用；现有的迁地保护机构分散，物种收集保存和拯救工作缺乏系统性筹划；野生植物保护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宣传缺乏力度，等等。

真正切实有力的野生植物保护行动始于2005年云南省最先提出的“野生动植物极小种群”保护理念。2012年，这一概念有了明确的定义，并上升至国家层面，全国明确了120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并指定了各物种的优先保护等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相关研究工作，国家科技部专项资助相关调查与种质资源保护工作。目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工作仍在继续，“十四五”规划再次明确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专项拯救计划纳入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中。有学者认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这一概念及相关拯救保护工程的实施对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具有里程碑意义。

极小种群物种毛瓣金花茶。摄影/朱鑫鑫

2021年9月7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发布了最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将455种和40类野生植物列入其中，这是时隔22年，首次对1999年发布的名录（第一批）进行更新。新名录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野生植物保护的重要依据。

广东含笑的自然种群仅分布在广东英德，野生大树只有一个居群，不足 10 棵，属于濒危物种。摄影 / 王刚涛（广东省林业局供图）

名录包含的物种，或者说未来重点保护的物种包括以下几类：（1）数量极少、分布范围极窄的极度濒危和珍稀濒危物种，如华盖木、新疆阿魏等；（2）重要作物的野生种群和有重要遗传价值的近缘种，如稻属植物、野大豆、野黄瓜等；（3）有重要经济价值，因过度开发利用导致资源急剧减少、生存受到威胁或严重威胁的物种，如贝母属、石斛属、人参属植物等；（4）在维持（特殊）生态系统中有重要作用的珍稀濒危物种，如望天树、华南锥等；（5）在传统文化及科研中有重要作用的珍稀濒危物种，如兰科兰属植物，莼菜等。

华盖木是中国特有的木兰科乔木，因树冠巨大如盖而得名，现仅分布于云南西畴、马关、屏边、河口、金平，野生种群 52 株。摄影/孙卫邦

总之，不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基层保护区，或是公众认识、保护植物的热情，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珍稀濒危植物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在实际保护中，以自然保护地体系为主体的就地保护体系和以植物园、树木园为主体的迁地保护网络互为补充，为中国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保护共筑伊甸园和诺亚方舟。

本文节选自《森林与人类》杂志2022年第5期“中国珍稀濒危植物“专题。作者/楚雅南